第四十章 渡口¶
在和平时期，儿子埋葬父亲；在战争时期，父亲埋葬儿子。
————希罗多德《历史》第一卷
渡口建在奥德河向东拐弯的地方。河道原本在这里收窄，两岸之间拉着一条沉重的铁索，渡船靠绞盘和水流往返，不必全凭船夫撑篙。我们抵达时，铁索已经没入浑黄的水中，只有偶尔绷紧的一段从浪里浮出来，裹着枯枝和水草，又很快被浪头按下去。河水漫过了最下面三层石阶，撞击栈桥的木桩，每一下都发出空洞的闷响。岸边的柳树半截泡在水里，树冠间挂着从上游冲下来的草席、破筐和一只死羊，羊腹被水泡得鼓胀，随着树枝一起轻轻摇晃。
渡口附近的人比皇都北门外还多。
通向河岸的土路原本只容两辆马车并行，如今从山坡一直堵到水边。商人的货车首尾相接，车轮深陷泥浆；赶车人卸下牲口，免得它们在原地站坏了腿。更多的人没有车，只能守着用床单、绳子和门板捆起来的家当。几口箱子上坐着一家老小，旁边是一架拆散的织机；一个铁匠把铁砧装在独轮车上，妻子和两个孩子轮流替他扶车；还有人什么也没带，衣服被雨和汗水浸透，坐在路边时两手空空，不知道是在等船，还是仅仅走不动了。
他们并没有排成队。所谓队伍只是所有人对自己位置的记忆：谁比谁先来，谁昨夜睡在谁的车轮旁，谁去找水时留下一个孩子守着包袱。有人不断向前挤，也有人为半步泥地争吵。吵过以后，谁也没有真正前进，于是只好重新坐下，继续看着河水。
真正的队伍在栈桥上。
军队用两辆粮车横在道路尽头，车辕之间拴着绳索，绳后站着十几名士兵。他们没有摆出迎敌的阵势，盾牌倚在车轮边，长矛也大多倒提着，但人群只要向前涌动，矛杆便会立刻横过来。栈桥两侧还有弓手，弓弦都套着防雨的皮罩。那不是为了防备敌军。敌军还远得很。那些弓手防备的是岸上这些等待渡河的人。
两艘平底船泊在水边。一艘正在装粮，十几个士兵把麻袋从车上扛下来，踩着倾斜的跳板送进船舱；另一艘已经装了六匹马，船舷被压得很低，马匹稍一挣动，整条船便跟着摇晃。它们的鬃毛被梳得平整，身上披着防雨的呢毯，毯角绣着银色鹿角。马夫宁愿让自己淋雨，也要举着油布替马遮住头脸。
我不能被守军看见，至少不能被看得太仔细。我把兜帽压低，和阿兰特一起离开大路，从货车和人群的缝隙中绕向河滩。圣剑仍裹在旧篷布和渔网里，两支短桨绑在外面，使它看起来像一捆从废弃渔棚里捡来的破烂。它的大半重量压在我的右肩，走过泥泞时，长包在背后不断摆动，每一下都牵扯着左臂的伤口。布条已经被雨水浸湿，疼痛随着心跳一阵阵收紧。
阿兰特走在我前面。他的行囊只剩下一根肩带，另一边用铁丝和细绳缠了许多圈。那只装着劳伦斯笔记的油皮袋仍贴身系着，衣襟外面露出一点结扣。他走得比昨夜稳，却总在忘记抬脚时被泥绊住。每当我以为他会摔倒，他又能用一种难看的姿势重新站稳。
我们最终在一辆倾倒的陶器车旁停下。车厢的一侧陷进沟里，碎陶罐和湿稻草铺满地面，刚好遮住从大路望来的视线。我将渔网塞进车底，找来几块碎片压住边缘。阿兰特靠着车轮坐下，半晌没有说话，只望着栈桥上来回移动的粮袋。
从官仓一起逃出来的老役夫去打听消息。他的两名年轻同伴守着仅剩的一小袋麦子，那个带孩子的女人则把孩子放在一只倒扣的木桶上，用手掌替他擦拭沾满泥的脚。孩子的一只鞋早已丢了，脚趾被碎石划开，血和泥混在一起。女人从裙摆上撕下一条布，缠了两圈便不敢再缠，似乎担心布用完以后，下一处伤口便没有东西可以包扎。
老役夫过了很久才回来。他挤出人群时，怀里多了一口缺沿的黑陶锅，锅底结着厚厚的烟灰。
“从哪儿偷的？”女人问。
“死人旁边捡的。”
“死人还用得着锅。”
“所以我才拿。”
他说完把陶锅放在地上，抬手抹去眉毛上的水。所有人都等着他的消息，他却先喘了几口气，似乎故意要让这个消息多值一会儿。
“今天过不去。”他说，“明天也未必。”
女人看了一眼河边的船：“船不是还在走吗？”
“走。可不装我们。南边三座仓的粮都要运到东岸，军队征了船，也征了船夫。粮运完以前，活人和死人都得在这里等。”
“那艘船上装的是粮？”一个年轻役夫问。
老役夫朝栈桥努了努嘴：“你眼睛长在鞋底？粮在左边，右边是梅尔辛侯爵家的马。听说值的钱比我们这些人加起来还多。”
女人望着那六匹马。船上一名仆役正用干布擦拭栗色马腿上的泥点，擦过以后，又将那块布嫌弃地丢进河里。女人低头看了看孩子缠着破布的脚，没有骂人，只把孩子抱回自己怀里。
“没有别的渡口？”
“上游的木桥昨夜断了。下游有浅滩，河涨成这样，牛下去都得漂走。”老役夫坐下来，从衣服里取出那袋麦子，放在手里掂了掂，“先找水。人过不去，肚子总得往下过。”
大路边不许生火。商人害怕火星落在货物上，士兵也不许烟雾遮住栈桥。我们只好向下游走了百余步，在一片被水围住的高地上挖出浅坑。那地方原本大概是牧人系船的沙洲，岸边立着几根腐烂的木桩。河水已经漫过沙洲两侧，只剩中央一片长满芦苇的泥地。漂木都是湿的，年轻役夫从芦苇根下掏出几把枯叶，女人又拆下木桶底部一块已经松动的薄板。阿兰特趴在地上吹了很久，吹得眼泪都流出来，火苗才从黑烟里露出一点红光。
烟随风贴着水面向东飘。火不大，却还是引来了附近的人。
最先过来的是一名缺了半只左耳的老人。他穿着退伍军人的灰外套，肩线和袖口上都留着拆去军团纹章后的针孔。老人没有开口讨食物，而是从行囊里取出两颗发芽的洋葱，剥去外面腐烂的部分，放在陶锅旁边。接着是一个牵驴的盐商，他声称自己只有要卖的盐，没有可以送人的盐，却在火边坐下，久久没有离开。还有一个年轻的木匠，把半块硬得发白的黑面包掰成小块，扔进水里。他说面包已经咬不动了，煮软以后至少不会浪费牙齿。
人多起来以后，锅里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少。役夫把麦子倒进去时，所有人都看着那一道细细的谷粒，仿佛只要目光足够谨慎，麦子便不会那么快落完。他往锅里加了很多水，又将洋葱切碎，使它们看起来更多。盐商见他伸手，立刻将麻袋拖到身后。
“盐。”役夫说。
“这是货。”
“锅里也是货。等它熟了，我一碗卖你两个铜币。”
盐商冷笑：“两枚铜币够买你这锅。”
“昨天够。今天不够。”
两个人互相看了一阵。盐商最终解开袋口，用三根手指捏了一撮盐。役夫嫌少，拿木勺敲了敲锅沿。盐商又捏了一撮，手抬得很高，像施舍，又像怕人看见自己放了多少。
他们没有碗。老役夫把在渔棚里找到的几个缺口陶碗带了过来，却远远不够。有人将葫芦从中间剖开，有人卷起一片树皮，也有人打算等别人吃完。锅里的水还没有煮开，木匠便已经问了三次什么时候能吃。每问一次，役夫都叫他去河边再提一罐水。
等待使所有东西都变得缓慢。火苗缓慢地舔着湿木，锅底缓慢地冒出第一串气泡，天色也在浓重的云后缓慢变暗。栈桥上的粮袋却始终没有减少。每当一艘船装满，士兵便解开缆绳，让它顺着铁索驶向对岸。岸上的人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，看着那艘船在水雾中缩小，看着船夫和士兵在激流里校正方向。等船靠上对岸，远处偶尔会响起一阵模糊的呼喊，岸边的人也跟着松一口气，像是船上运送的不是军粮，而是他们自己的某一部分。
可是空船返回以后，仍旧只装粮。
起初人们还会追到粮车前询问，问得多了，士兵便不再回答。一个腿上夹着木板的伤兵出示军医的文书，说自己必须去东岸的圣安修所换药。守路的士兵接过文书，只看了一眼印章，便将它还给他。
“军粮之后。”
“我已经等了两天。”
“那就再等一天。”
“我的腿烂了。”
士兵的目光落在他的小腿上。即使隔着几步，也能闻见布条下面散出的气味。士兵显然闻到了，脸上的厌恶一闪而过，但仍旧摇头：“命令是军粮之后。”
伤兵没有退。他靠一根削过的树枝支撑身体，脸因为发热而呈现出不自然的红色。他问那些马是不是也算军粮。士兵说马匹有侯爵的通行令。伤兵便笑了起来，笑到身体发抖，差点摔倒。
“我在梅尔辛侯爵的领地打过仗，”他说，“替他烧过三个村子。早知道他的马排在我前面，我那时就该少烧一间。”
守路的士兵脸色变了。他握紧矛杆，却没有立刻动手。缺耳老人从人群里走出去，架住伤兵的胳膊，将他带回沙洲。伤兵还在笑，笑声很快变成咳嗽。他坐到火边时，额头和头发都湿透了，不知是雨还是汗。
“第五军团？”缺耳老人看见他衣领内侧的旧颜色。
“以前是。”
“哪个营？”
“第七步兵营。”
老人点了点头，像是这两个回答已经足够。他们并不认识，也没有参加过同一场战斗。第五军团早在数年前被拆散，士兵分派到边境各处。可老人仍然帮他解开腿上的夹板。腐烂的布一层层剥下时，火边的人都沉默下来。伤口从膝盖以下一直肿到脚踝，皮肤发亮，最深处泛着灰绿色。阿兰特只看了一眼，便站起来走到河边。他在那里蹲了很久，像在洗手，可他根本没有碰过伤口。
老役夫往伤兵碗里多盛了一勺。他原本计算得很仔细，每只碗里只能有同样数量的麦粒，可轮到伤兵时，他假装没有注意勺子里多出来的半块面包。伤兵吃不下，只喝了几口汤，之后便靠在一根木桩上，闭着眼听其他人说话。
盐商说这场战争让他亏了半副家产。北方的盐路被军队封了，沿途每一道关卡都要收一次税，收税的人却彼此不认账。他抱怨完，木匠便说自己连可以亏的家产都没有。他的村子在两支军队之间换了三次旗，第一次来的人征走粮食，第二次来的人征走牲口，第三次来的人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便把磨坊拆了烧火。
“那你还带着工具？”盐商看着他腰间的凿子和刨刀。
“房子烧了，手还在。”木匠说，“总不能把手也留给他们。”
缺耳老人一直没说话。役夫问他当了多少年兵，他说二十二年。役夫又问他参加过多少场大战，老人想了一会儿，只记得五场，但他记得的并不是诗人所写的那些东西。他记得某次围城之前下了四十天雨，军营里所有靴子都烂了；记得在撒克逊平原等了六天军粮，粮车终于来时，车里装的却是军官的葡萄酒；还记得一次胜仗结束后，他们奉命在尸体堆里寻找仍然可以使用的箭，因为军需官不愿为新箭付钱。
“杀过多少人？”年轻役夫问。
老人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年轻人以为他不愿回答。老人便从火里抽出一根燃烧的细枝，用它拨弄锅底的炭。
“真正打起来时，你看见的大多是前面那个人的后背。有人推你，你就向前；前面的人倒下，你跨过去。你把矛伸出去，矛尖碰到了什么，手上只觉得一震。后来号角响了，活着的人说自己赢了。谁杀了谁，谁救了谁，常常到死都弄不明白。”
伤兵睁开眼睛：“我记得。”
老人看向他。
“我第一次杀人时，他的牙上有血。”伤兵说，“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血是他的，还是别人的。”
没有人再问下去。
雨在夜里变得更密。火被迫移到倾倒的陶器车下，众人肩挨着肩坐在车厢和车轮之间。货车、行李和人的身体把土路变成了一座低矮、潮湿而不断移动的村庄。有人在黑暗里叫卖干草和热水，有人借着军队的名义收取所谓的登记费；一个年轻人声称自己认识渡船主，收了几户人的钱以后便消失了。孩子们哭累了，靠在陌生人的腿上睡觉。牲口不时发出焦躁的叫声，随后是车夫的咒骂和鞭子抽在泥里的声音。
那名伤兵是在后半夜死的。
他没有留下遗言。刚入夜时，他还问过缺耳老人对岸的修道院是否真的有军医；夜深以后，呼吸逐渐变得又长又重，每一次都像要从胸腔深处拖出一块湿布。众人起初还能听见，后来雨声越来越大，谁也没有注意那声音是什么时候停下的。等老人把手伸到他鼻下，伤兵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凉。
他身上有一块裂开的军牌、两枚铜币、一把磨得很薄的小刀，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。军牌上的姓名被汗水和摩擦磨掉，只剩下第五军团与第七步兵营的刻痕。缺耳老人将铜币放回死者衣袋，说也许他有家人。盐商问既然不知道家人在何处，留下铜币又有什么用。老人回答说，不知道用途的东西也未必就该由活人拿走。
渡口不允许停放尸体。天亮前，守路士兵过来催促，让他们把死人抬远，否则惊扰了军马，要由所有人负责。老役夫当场骂了起来，年轻士兵握着矛，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却只是重复命令。他大概也知道那命令难听，但命令并不会因此消失。
我们把伤兵抬进土路上方的杨树林。
雨浸透了地面，最上层的泥一铲便能翻开，下面却全是纠缠的树根。没有真正的铲子。役夫拆下货车侧面的一块薄板，用短刀削出刃口；缺耳老人用死者的木杖撬动根须；其他人拿碎陶片和木碗挖土。我只能用右手，左臂稍一用力，伤口便像有一根烧热的细线向肩膀深处勒紧。阿兰特几次叫我停下，我没有理会。他便不再劝，只把我脚边挖松的泥装进破锅，倒到树后。
我们用了很长时间，挖出的坑仍不够深。湿土不断从两侧滑落，刚刚斩断的根须又从泥壁里伸出来。死者躺在旁边，脸上盖着自己的旧外套，雨水在布料上积成一层亮光。谁也不认识他。可正因为如此，谁也不能说已经挖得足够。
后来木匠在林边找到一把被遗弃的铁锹，锹柄断了，只剩不到一臂长。他跪在坑里，用那把短锹继续向下掘。盐商原本只是跟来看看，最后也脱下外衣，坐在地上拔除泥里的树根。他的手保养得很好，没有茧，很快便被根须割破。他看见血时皱了皱眉，却没有离开。
天色发白时，坑终于勉强能够容下一个人。缺耳老人解开覆盖死者脸庞的外套，确认了一遍军牌，然后又将外套盖回去。
“要说祷词吗？”木匠问。
没人会说完整的祷词。役夫记得开头，盐商记得结尾，中间那一大段谁都想不起来。众人站在雨里，沉默得越来越难堪。最后缺耳老人说：“你不用再等船了。”
这算不上祷词，却没有人觉得不合适。
泥土落到外套上，起初是细碎的沙沙声，后来逐渐沉重。我们填平土坑，用三块石头压住坟头，以免野狗闻见气味。盐商又找来一块扁平的石片，想刻下死者的名字，拿到军牌以后才发现姓名已经磨掉。
“写第五军团？”他问。
老人摇头：“军团里的人太多。”
“第七营？”
“也太多。”
盐商握着石片想了半天，最终只在上面刻下一个歪斜的十字。
回到渡口时，火已经熄灭，锅里剩下的食物被人分完。带孩子的女人为我们留了半碗已经冷却的麦粥，里面看得见三粒豆子。役夫没有问是谁吃了其他东西，只用木勺刮下锅边焦黑的麦糊，分给两个年轻同伴。
等待从第二天早晨继续。
更多粮车从西边来到渡口。车轮驶过泥地时，岸上的人不得不一次次拖着行李躲开。每挪动一次，原本的次序便被打乱一次，争执也随之重新开始。有人坚持自己前天便到了，有人说自己昨晚亲眼看见那人从皇都方向过来。退役军人试图维持秩序，但没有命令，也没有任何人真正服从他们。
阿兰特整整一个上午没有说话。他坐在倾倒的陶器车上，注视栈桥和两岸之间的船。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在发呆，后来才发现他的视线一直跟着同一批人移动：粮袋从车上卸下，士兵扛过积水的道路，走上跳板；船装满以后驶向东岸，卸粮又耗去很长时间；船返回时，船舱里只有空麻袋，负责卸货的士兵却仍留在对岸。与此同时，岸上有数百双无事可做的手。
他去找过守路的军官一次。
军官甚至没有让他说完。阿兰特的衣服满是泥浆，头发被雨水压在额头上，看起来和周围任何一个落魄的年轻人都没有区别。他说可以让等候渡河的人帮忙装卸军粮，军官回答，军队不会把粮食交给一群不知来历的流民。阿兰特说可以分组清点，军官问粮食少了一袋由谁负责。阿兰特没有回答，于是被士兵从粮车旁赶了回来。
“他说得没错。”阿兰特坐回车边以后说。
“哪一句？”
“没人负责。”
我看着他：“所以算了？”
“所以得找一个负责的人。”
临近中午，贵族的马开始上第二艘船。岸边的人已经饿了一天一夜。几个伤兵再次要求登船，被士兵推了回来。混乱起初只发生在栈桥附近：一名老妇抓住马夫的衣袖，问那些马是否也需要去修道院治伤；马夫甩开她时用力过猛，老妇向后摔倒，撞翻了一只装着骨灰的陶罐。罐子的主人是个背已经佝偻的老男人。他跪进泥水里，用手去拢散开的白灰，马蹄却在他身边不断踩踏，泥水很快将骨灰冲成灰白色的细流。
有人推了马夫一把。马夫回身挥鞭，鞭梢抽在一个孩子的肩上。孩子的父亲扑上去，守路士兵立刻放平长矛。后面的人看不见发生了什么，只知道前面正在向粮车移动，于是跟着向前拥挤。横在路上的车厢开始摇晃，马匹受惊嘶鸣，栈桥上的弓手扯下了弓弦外面的皮罩。
我的右手伸进了衣服。
粮车后那名军官离我只有二十余步。他戴着半盔，颈侧没有甲片。如果人群再向前挤一次，我便可以借着车厢的遮挡接近他。杀死一个军官并不能让渡船属于这些人，却可能让士兵来不及在第一时间放箭。之后会发生什么，我没有继续想。很多事情在拔刀以后便不再需要思考。
阿兰特抓住了我的手腕。
他的手冷得像刚从河里捞出来，力气却比我预想的更大。他没有看我，只盯着正在倾斜的粮车。
“你杀了他，船也不会变多。”他说。
“至少他们会停一下。”
“所有人都会停下。”
他说的是岸上的人，也包括死人。
我松开匕首。
阿兰特穿过人群向前走。最初没有人注意他。他被撞得左右摇晃，险些跌进车轮下。他抓住一根辕木爬上倾倒的陶器车，又从车顶跨到旁边一辆货车上。老役夫看见他，抄起黑陶锅，用木勺拼命敲击锅沿。
尖锐的铛铛声在雨里传开。
阿兰特喊了第一遍，没有多少人听见。他等役夫再次敲响陶锅，才用尽力气说道：“再向前挤，粮车会翻进栈桥！”
前面的人回过头。后面的人仍在推。几个退役军人开始背对粮车，用肩膀阻挡人群。缺耳老人爬上车辕，骂那些人连一辆车的宽度都看不懂。混乱没有立刻平息，却终于不再继续扩大。
守路军官认出了阿兰特，脸色更加难看：“又是你。”
阿兰特从怀里取出法师证。那张厚纸已经受潮，边缘卷曲，红色印章也被雨水晕开，但帝国魔法学院的纹章仍然清楚。他没有像贵族宣读头衔那样高举证件，只将它交给离得最近的士兵，让士兵递给军官。
“帝国魔法学院预言系，一等见习法师阿兰特·尼姆巴。”他说。
人群比刚才安静了一些。并不是所有人都尊敬法师，但至少所有人都知道学院的印章意味着责任可以被追查。
军官看完证件：“学院的人应该在皇都。”
“学院昨夜烧了。”
军官的视线在他身上停留片刻，像是在判断这句话是否属于谎言。远处皇都方向的烟仍在天际压成一条灰线，不需要更多证明。
“即使你是法师，船也不能装人。”
“我不要求你把粮食卸下去。”阿兰特说，“我要求你让人和粮一起过河。”
军官冷笑了一声：“然后在船上抢粮？”
“他们没有必要在船上抢。岸上就能抢。”
士兵们的脸色变了。阿兰特却指向对岸：“一艘船装满以后，要在那里停留多久？”
军官没有回答。
“大约半个时辰。因为只有船上的士兵卸粮。让岸上的人分组装船，每一船挑二十人随粮过去。他们在东岸卸货，卸完以后留在那里，不占回程的位置。这样船不用等，士兵也不必每一趟跟过去。”
“谁来清点粮袋？”
“你的士兵。”
“谁来挑选渡河的人？”
“退役军人。他们知道怎样列队，也知道怎样辨认真正的伤员。”
缺耳老人听见这句话，抬头骂了一声，似乎并不想承担这种麻烦。但他没有否认。
军官又问：“少了粮食怎么办？”
阿兰特沉默了一瞬，将自己的法师证从军官手中拿回来，翻到背面。他从腰间取出炭笔，在已经受潮的纸上写下几行字。
“以我的学院身份担保第一批。每袋粮食由士兵当面编号，装船和卸船各清点一次。少一袋，你把我扣在这里。”
我在人群后面看着他。
他没有任何把握。他甚至不知道军官是否有权扣押一名学院法师，也不知道这张证件在学院焚毁以后还能保护他多久。可军官需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他需要的是出了问题以后，可以交给上级的名字。
老役夫从人群里挤出来：“一船二十人太少。”
军官瞥了他一眼：“谁准你说话？”
“搬粮的是我们，当然得说。二十五人，连人带行李。”
“十五人，不准带箱子。”
“二十二人，每人一件行李。我们替你搬到对岸的车上。”
“二十。”军官说，“伤兵先走，孩子和老人随后。每人一件能自己拿动的行李。谁在船上闹事，整组扣下。”
老役夫看了看阿兰特。
阿兰特点头。
“二十就二十。”役夫说，“但侯爵的马不能占我们的船。”
穿绿色外套的马夫立刻冲上来，声称这是对梅尔辛侯爵的侮辱。军官已经被折磨了整整一夜，对侯爵的敬意显然所剩无几。他指向上游，说骑兵平日如何让军马渡河，侯爵的马便如何渡河。缺耳老人告诉马夫，可以用长绳连住笼头，让一艘小船在缓水处牵引。马夫说这些马不是军团里可以随便淹死的劣马。
“那就继续等。”老人说。
马夫看着越来越高的河水，最终没有再反驳。
秩序并没有因为几句话立刻出现。最初的半个时辰比刚才更加混乱。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应该在第一批：有人抬出高烧的孩子，有人展示已经结痂的旧伤，有人说自己在渡口等了四天，却被老役夫认出是今早才到。商人试图用银币购买伤兵手里的位置；一个农妇把自己十二岁的儿子抱起来，硬说他只有七岁。缺耳老人召集十几个退役军人，在泥地上用树枝划出几条线，将人群按伤病、年纪和抵达时间分开。那些老兵互不认识，有的曾经甚至分属敌对军团，却都知道口令应当如何传递，拥挤的人应当怎样拆成小队。
阿兰特坐在车轮旁，用碎陶片制作渡河凭证。他在每片陶片上刻下相同的军需记号，再由军官的书记员补上数字。陶片粗糙，边缘割破了他的手指，雨水将血冲进泥里。有人质疑这样的东西太容易伪造，阿兰特便将陶片敲成不规则的两半，一半交给渡河者，一半留在士兵手中，登船时必须彼此吻合。
粮袋开始从一双双手之间传递。
最初只有役夫和退役军人参与。后来几个商人的伙计也加入进来，因为他们发现不搬粮便永远等不到运货的船。粮袋从车厢传到肩膀，再从肩膀递向下一双手。泥地仍旧湿滑，却不再需要一个士兵独自扛着粮袋走完整段道路。船舱装满的速度比此前快了近一倍。
第一批渡河者登船时，没有人欢呼。
伤兵被抬到粮袋之间，老人和孩子挤在船舷内侧。那个从官仓逃出来的女人也拿到了陶片。她抱着孩子走上跳板，脚下突然一滑，身后的退役军人扶住了她。孩子回头望向老役夫，举起缠着布的脚，像是想给他看什么。
“到对岸找口锅！”役夫喊，“别再拿老子的！”
女人这才笑了一下。她没有道谢，只将孩子抱紧，在粮袋上坐下。
渡船顺着铁索驶入河中。岸上的人仍然盯着它，然而这一次，船上终于有了可以辨认的面孔。有人在岸边叫出亲人的名字，船上的人便转过头举起手。那些呼喊很快被水声吹散，彼此未必真的听得见。
船抵达对岸以后，二十个人开始卸粮。空船几乎没有停留便重新返回。
第二批、第三批的陶片继续发放。争吵仍然存在，插队和欺骗也没有消失，但所有人第一次看见等待确实会轮到自己。那种希望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善良，却让大多数人愿意暂时忍耐。
下午，贵族的马被牵向上游。十一匹马下水，抵达对岸的只有十匹。穿绿色外套的马夫湿透了，沿着河岸来回奔跑，寻找那匹被水冲走的栗色马。他再也没有提侯爵的通行令。
轮到我们时，太阳已经沉到云层后面。
守路军官只给了阿兰特两个位置。我们将圣剑连同渔网抬上船，士兵用矛尖挑了挑外面的短桨，没有解开篷布。军官站在跳板旁，看了一眼阿兰特手中那张沾满泥水的法师证。
“到了对岸以后，你的担保结束。”他说。
“少粮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应该把证还给我。”
军官将证件递过去：“下一处渡口未必有人听你说这么久。”
阿兰特把它收进油皮袋：“我知道。”
缺耳老人和我们同船。他准备在东岸找一名识字的人，将那名伤兵的军牌和死讯送回第五军团的旧驻地。军牌上没有名字，旧驻地也可能早已撤销，但老人仍然将它贴身收好。他说军团里总会有人记得第七营去了哪里；如果没人记得，至少可以把牌子挂在驻地的教堂里。
渡船离岸以后，岸边的人迅速缩成一片杂乱的颜色。老役夫仍站在粮车上指挥，陶锅挂在腰后，随着动作不断撞击他的腿。盐商牵着驴留在原地，他的货物无法登船。木匠已经把断柄铁锹修好，正用它清理栈桥旁边的积水。更远处的杨树林看不见了，那座没有姓名的坟藏在灰绿色的树影后面，仿佛从来不曾存在。
河心的水比岸边更急。船身被水流推得偏向下游，铁索绷紧时发出沉闷的呻吟。船夫和两名士兵一同转动绞盘，甲板上的粮袋缓慢向一侧滑动。阿兰特坐在裹着圣剑的渔网上，双脚抵住船舷，脸色白得几乎和河雾一样。
“你晕船。”我说。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快吐了。”
“这两天吃进肚子的东西，拢共还不到两碗麦子。”
我从役夫塞给我们的布袋里摸出一小把生麦，递给他。阿兰特看着那些麦粒，大概在考虑自己的牙齿是否还能承受，最后只拿了几颗，放进嘴里慢慢嚼。
“你刚才真准备留在渡口？”我问。
他知道我说的是那张担保。
“要是少了粮，我只能留下。”
“军队不会因为一张纸就放过你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你还写？”
阿兰特靠着粮袋，没有回答。他望向仍旧挤满人的西岸。隔着水雾，那里已经分辨不出商人、农民、伤兵和退伍军人。所有人都只是岸边的一道暗线，等待下一艘船从河上返回。
过了很久，他说：“不用的时候，身份只是一张纸。”
渡船撞上东岸的泥滩。士兵放下跳板，催促所有人立即卸粮。我们跟着其他人把粮袋抬出船舱。阿兰特只能搬较小的一袋，走下跳板时双腿仍在发抖。我用右肩扛着裹在渔网里的圣剑，左臂的伤口已经重新渗血，却没有让任何人替我接手。
对岸没有等待我们的消息，也没有关于公主的线索。那里只有几座潮湿的仓房、一条被粮车轧烂的道路，以及催促我们把麻袋码放整齐的军需士兵。风从东方吹来，带着湿草、牲畜和陌生炊烟的气味。
最后一袋粮食刚被抬下甲板，渡船便重新驶向西岸。
还有很多人在等。
他们埋葬了同伴，分完了食物，为一块泥地和一张陶片争吵，又在轮到自己以前替军队搬运粮食。下一艘船或许会带走其中二十个人，或许河水会先淹没栈桥。没有人知道。
可他们仍站在那里，看着船回去。